1930年底，红军缴获了国民党十八师一部满是旋钮的铁疙瘩，没人认识这是什么东西。 有人出于好奇动手摆弄了几下，结果发报机当场报废，只剩下收报机还能勉强运转。 毛主席看着这台只能听不能说的“半部电台”发了愁，宝贝有了，可没人会用。 没有电台就相当于没有眼睛没有耳朵，前路未卜呀。 就在这时，一个被俘虏的国民党中尉主动举起了手，他说自己会摆弄这东西，愿意留下来。 二十五年后，这个年轻人成为了开国中将，人民军队通信事业的开山鼻祖。 1930年10月，蒋介石集结了十万大军，兵分几路朝中央苏区扑过来，发动第一次“围剿”。 当时红一方面军的家底薄，毛主席和朱德定下的战术是“诱敌深入”。 把国民党部队往苏区腹地引，等他们跑累了、补给跟不上了，红军再集中兵力逐个打掉。 12月30号这天，江西龙冈起了漫天大雾，十步之外连个人影都看不清。 红军借着大雾摸上去，突然发起攻击。 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，直接把国民党第十八师全歼了，连敌军中将师长张辉瓒也被当场活捉。 毛主席后来特意填词写道：“雾满龙冈千嶂暗，齐声唤，前头捉了张辉瓒。” 打扫战场的时候，几个红军战士从敌人的指挥所里抬出来一个铁箱子。 “这铁疙瘩是干啥的？上头全是些转盘和指针。”一个战士好奇地围着看，顺手拨弄了几下按键。 结果因为完全不懂技术操作，发报机当场短路冒了烟，直接给烧坏了，最后只剩个收报机还能通电出点声。 在当年，电台可是绝对的高科技装备。 当时红军的通信手段还非常落后，基本靠打旗语、吹司号、骑马传令。 大部队一跑起来，后方指挥部往往就找不着前线部队的具体位置了。有了电台，就意味着能随时掌握战场信息。 看着这台只能听不能发的“半部电台”，毛主席直发愁，设备倒是缴获了，可咱们连个会按键的人都没有，这可没法指挥打仗啊。 其实，跟着电台一起被抓回来的，还有十几个国民党军的无线电技术人员。 红军当时对待战俘有明确的规矩：愿意留下的双手欢迎，想走的发给路费放行。 那时候红军物资极度匮乏，吃穿都成问题，十几个技术人员大多数拿了几块大洋的路费就走人了。 但在战俘营里，有个年轻的中尉却没有要钱，他主动提出要留下来。 这小伙子叫吴人鉴，江苏武进人，是个正正经经的科班高材生。他先在南京专门学无线电，后来又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的无线电科。 吴人鉴在国民党军队里待了一阵子，早就看透了里头的真实状况。 当官的克扣军饷，底下人拉帮结派，风气极差。 被俘虏的这几天，他一直冷眼旁观红军，越看心里越吃惊。 “你们长官平时也吃这个？”开饭的时候，吴人鉴看着一个红军干部和士兵一样蹲在地上吃，忍不住问了一句。 “我们这儿官兵平等，连长和战士吃同一口锅，睡同一张地铺，没人随便打骂谁。”红军战士随口答道。 这种强烈的反差对吴人鉴的冲击极大，在国民党军队里是绝对见不到这种景象的。 巧的是，红一方面军参谋处处长郭化若这天正好到战俘营里视察。郭化若本人是黄埔四期毕业的。 他挨个盘问俘虏的专长，走到了吴人鉴跟前。 “你以前是干什么的？”郭化若问。 “我是第18师的中尉报务员。” 郭化若一听，眼睛一亮，接着问：“在哪儿学的技术？” “黄埔六期，无线电科。” 郭化若顿时乐了：“巧了，我是黄埔四期的。算起来你还是我的学弟！留在红军干怎么样？我们现在正缺你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。” 吴人鉴一看眼前的红军长官不仅是黄埔学长，而且说话做事完全没有旧军队那种官架子，当即点头答应。 郭化若太清楚无线电人才的实战价值了，赶紧把这事如实向上级作了汇报。 1931年1月，在江西宁都小布镇的一个旧祠堂里，毛主席和朱德专门抽出时间，亲自见了吴人鉴等四名愿意留下的技术人员。 毛主席走上前握着吴人鉴的手，笑着说：“欢迎你们！你们学了无线电技术，以前在白军里是为国民党当差，现在到了红军这里，就是用这门技术为工农大众服务了。” 朱德指着桌上那半部残缺的电台，语气十分坚定：“咱们现在条件是差一点，机器也是坏的。但是白军有的东西，红军将来都会有！” 听了这番话，吴人鉴心里彻底踏实了。 从祠堂出来后，他当即做了一个决定，对身边的同志们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不叫吴人鉴了，我改名叫王诤。” “诤”字的意思是敢说真话、刚正不阿。 改名换姓，等于他跟过去那个吃空饷、讲派系的旧军队彻底一刀两断。 王诤刚到红军那会儿，手里其实就捏着半个铁疙瘩。 可千万别小看这半台残缺的机器，真正的技术内行拿到手里，照样能干出改变战局的大事。 1931年1月，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村的龚氏家庙里，红军总参谋处临时设在这里。 王诤带着几个留下来的通信人员，正围着这“半部电台”满头大汗地进行抢修。 大家都不说话，其实心里全都捏着一把汗，因为机器损坏严重，修完到底能不能通电，谁也不敢打包票。 “线头接好了，通电试试吧。”王诤仔细检查了一遍线路，低声说道。 电源接通，开关轻轻推上去。几秒钟后，操作台上的耳机里突然传出一阵清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