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砚秋退休那年，老伴还在。两个人说好了，等天气暖和了就去江南走走，看看油菜花，尝尝青团。可老天爷偏不遂人愿，春天还没来，老伴就病倒了。从确诊到离开，前后不过四个月。那四个月里，陈砚秋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，剩下的日子，就像一口枯井，再也泛不起半点波澜。 老伴走后的头半年，他几乎不出门。每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对着棋盘发呆。棋子落下去，声音脆生生的，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，像极了老伴从前在厨房里切菜的声音。他学会了自己做饭，可总是掌握不好火候，不是咸了就是淡了。有一回煮粥，忘了关火，锅底烧得漆黑，满屋子烟。邻居以为着了火，打了119。消防员冲进来的时候，他正坐在客厅里，手里还捏着棋子，一脸茫然。 那之后，儿女们轮流来陪他，可谁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。女儿在电话里说：“爸，您得出去走走，别老闷着。”他嘴上答应，挂了电话还是坐在窗前，看梧桐叶一片一片往下掉。 小区门口有家花店，开了好几年了。老板娘叫周晓棠，六十五岁，老伴走得比陈砚秋还早几年。这女人有意思，每天换一条丝巾，红的、绿的、紫的，轮着来。有时候还在店门口跳两步舞，自己给自己打拍子，转个圈，笑得跟个小姑娘似的。小区里的老太太们看不惯，背地里叫她“老来俏”，说她不正经。陈砚秋也见过她，但从来没打过招呼。 改变发生在陈砚秋七十岁生日那天。那天他谁也没告诉，想着自己煮碗面算了。可偏偏连面都跟他作对——水开了，面下了，一转身，锅溢了。他站在厨房里，看着一灶台的狼藉，忽然就哭了。七十岁的人了，哭得像个孩子。 他走出门，漫无目的地走。走到花店门口，周晓棠正在给一盆栀子花换盆。她抬头看见他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陈教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 他没说话。周晓棠也不追问，搬了把椅子让他坐，转身进了后面。不一会儿，端出一碗面，卧着荷包蛋，撒着葱花。那碗面热腾腾的，雾气扑在他眼镜上，模糊了视线。他吃了一口，忽然觉得，这是老伴走后，他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 周晓棠坐在旁边，说：“我老伴走的那年，我六十。头三个月，连开水都不会烧了。后来我想通了，人活着，得给自己找点颜色看看。” “颜色？”他问。 “你看这面，白的是面，绿的是葱，黄的是蛋，多好看。”她指了指店里的花，“红玫瑰，紫桔梗，粉芍药。每天跟它们打交道，想不开心都难。” 从那以后，陈砚秋每天下午三点都去花店喝茶。周晓棠的茶桌就摆在花丛中间，一壶铁观音，两个杯子。她教他认花，教他插花，还拉着他去逛花市。他阳台上的月季，就是那时候种下的。 小区里的人开始议论了。有人说陈教授晚节不保，有人说周晓棠手段高明。陈砚秋的女儿也听说了，周末赶回来，一进门就皱眉头：“爸，您跟那个花店老板娘走得太近了，邻居都在说闲话。” 陈砚秋正在阳台上给月季剪枝。他放下剪刀，拍了拍手上的土，说：“小雅，你妈走之前跟我说，让我学会玩。我花了七个月才明白，她说的玩，不是混日子。” 他指了指阳台上的花：“这些花，每一盆都是活的。她们在长，在开，在谢。我看着她们，就觉得日子有盼头。” 女儿还想说什么，他摆摆手：“你妈要是还在，一定会喜欢她。” 周晓棠教他跳舞。就在花店门口，傍晚人少的时候，放一首《蓝色多瑙河》。他笨手笨脚，踩了她两次脚。她也不恼，笑着说：“再来。”路过的邻居停下来看，有人撇嘴，有人摇头。他的脸涨得通红，可她的手温暖而稳定，眼睛看着他，里面有某种让他安心的东西。 他还去染了头发。周晓棠说他满头白发看着比她老十岁，硬拉着他去了理发店。染完出来，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好像真的年轻了。周晓棠站在他身后，从镜子里看着他笑：“精神多了。” 七十岁那年秋天，陈砚秋办了一次生日宴。儿女们都来了，孙子孙女也来了。周晓棠坐在他旁边，穿着一条淡紫色的连衣裙，脖子上系着一条白色的丝巾。 酒过三巡，他站起来，清了清嗓子：“今天，我有几件事要宣布。第一，我决定和周晓棠结婚。第二，我要把这套房子重新装修，客厅改成花房，书房改成画室。第三——” 他顿了顿，看着儿女们的脸：“我要学油画，已经报了秋季班。还要跟周晓棠去云南看茶花，去洛阳看牡丹，去日本看樱花。” 饭桌上安静得能听见针掉在地上。然后，七岁的小孙女忽然拍起手来：“爷爷好酷！”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来。陈砚秋的眼里闪着光。他知道有些人不会理解，有些人不会祝福。但那又怎样呢？ 第二年春天，他们结婚了。婚礼很简单，就在花店里办的。来的人不多，但都是真心祝福他们的。女儿来了，虽然还是不太理解，但看到父亲脸上的笑容，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抱了抱周晓棠。儿子没来，但寄了一份礼物——一套画具。 陈砚秋把那幅画挂在新房——也就是改造后的花房——的正墙上。画上是阳台上的月季，红色，热烈地开着。花丛后面，半张脸，一条红丝巾。他给这幅画取了个名字——《贪色》。 三年后，陈砚秋的油画在社区文化中心办了一个小型画展。展出的都是花——月季、栀子、茉莉、芍药。每一幅都有名字，每一幅背后都有一个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