婚礼上丈夫要每月给公婆2万，我问：你工资4000余下1.6万让谁给？ 婚礼当天，周明远拿过司仪的话筒，笑着看向我。 “晓岚，结婚以后，每个月给我爸妈两万块养老。今天当着两家人的面，咱们把这件事定下来。” 我手里的花束一沉，塑料包装被捏得咔啦响。 台下原本热闹的笑声慢慢停了。司仪还举着话筒，脸上的笑有点挂不住。周明远却没有看我爸妈，只望着我，像是在等一个早就商量好的答案。 我今年二十八岁，在一家小公司做文员。他三十岁，在一家电器门店做销售。恋爱两年，我们都在南江市租房住，工资不高，平时过日子也算精打细算。 两万块，差不多是我们俩工资加起来的两倍。 我张了张嘴，声音像卡在喉咙里。过了几秒，才问他：“你工资多少？” 有人以为我在开玩笑，笑了一声。周明远脸上的笑僵住了。 “每月四千多。”他说。 “那你说的两万，差的一万六让谁给？” 宴会厅一下静了下来。 周明远攥紧话筒：“我们结婚了，工资当然一起用。再说我爸妈把我养大，我不能不管他们。” “我没说不管。”我看着他，“可这两万不是你挣的。你提前跟我商量过吗？” 他避开我的目光，声音低了一截：“现在不是跟你说了吗？” 那一刻，我才明白他所谓的“说”，不是商量。他把决定放在婚礼上讲出来，仿佛宾客越多，我就越没办法拒绝。 我爸妈坐在第一桌。我爸手里的酒杯已经放下了，我妈则盯着我，嘴唇抿得发白。 婆婆陈玉梅站起来，急着替儿子圆场：“明远也是一片孝心。年轻人结婚了，钱放在一块儿，不就什么都好说了吗？” 我终于把花束放到桌边。 “阿姨，钱放在一块儿可以，但得先说清楚。”我又看向周明远，“你要求每个月给两万，差的一万六，是不是默认从我的工资里出？” “我没这么说。”他皱眉，“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” “那你说清楚，钱从哪儿来。” 他没回答。 司仪试着打圆场，说流程可以往后挪一挪。周明远压低声音：“别在这时候闹，亲戚都看着呢。先把仪式办完，回去再说。” “你挑今天说，不就是因为大家都看着吗？” 他的手伸过来想拉我。我往后退了一步。 我爸起身走到我身边，没替我回答，只问：“想清楚了吗？” 我看着台下那么多张脸，听见有人小声议论，也听见我妈轻轻吸了口气。胸口被婚纱勒得发闷，手心全是汗。 “想清楚了。”我说。 我拿过司仪的话筒：“今天婚礼先停下。两万块的事，我们没谈好，我不会当着大家的面答应。” 周明远脸色一下变了：“晓岚，你非要让我下不来台？” “这场面不是我选的。”我把话筒还给司仪，“我不答应，是因为我不同意，不是因为人多。” 宾客间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。陈玉梅还想说什么，被我爸一句“今天到此为止”挡了回去。 我脱下头纱，跟着爸妈走出了宴会厅。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，周明远也追了几步，最后停在门口。 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手机上有他发来的十几条消息。最开始是“你让我很难堪”，接着是“我妈心脏不好，受不了刺激”，最后又变成“给父母钱是天经地义，夫妻之间不该算这么清”。 我没有回复。 婚礼取消以后，宾客散了，已经付出去的一些费用也退不回来。双方家里都觉得难看。我妈一夜没睡，第二天眼睛肿得厉害。我心里也不好受，可每当想到台上那句“两万块”，我就知道这不是一场误会。 周明远的理由很简单：他想让父母过得安心，也想做个孝顺儿子。只是他把“想”说成了“必须”，把我当成了计划里自动补上的那一万六。 三天后，他约我在租住的那间小屋见面。 桌上放着一张纸。他列了每月的房租、水电、吃饭和交通费用，最下面写着：“给父母两万，优先。” 我看了一眼，问他：“你算过自己的收入吗？” “算过。”他说，“所以才要把两个人的钱放在一起。你工资比我高一些，先紧一紧。等我以后收入上来了，我会补回来。” “你觉得我该先紧一紧，是吗？” “我们不是夫妻吗？”他急了，“我妈这些年也不容易。她把我拉扯大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买。我不能什么都不做。” “你可以做。”我说，“但你不能替我决定我也要做。” 他低头看着那张纸，没出声。 我问他：“如果给你爸妈两万，你准备怎么给？每月固定两万，还是有需要再给？你自己每月出多少？” “我现在出不够，以后会补。” “那不是养老计划，是把缺口交给我。” 他抬起头，眼圈泛红：“你是不是嫌我收入低？” 我有点累了。每次谈到钱，他都绕回这句话，好像只要我承认他不够有钱，所有问题就都成了我的势利。 “我不嫌你挣得少。”我说，“我介意的是你明知道自己挣不到，还在婚礼上替我答应。我们都能尽孝，但谁的父母，谁先把责任讲清楚。共同承担也得是商量以后，而不是你一句话，我就该补上。” 周明远把那张纸折起来，声音低下去：“我妈一直觉得，儿子成家以后就该把她接住。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娶了媳妇就不管家里。” 我听出了他真正的为难。 他不是不知道两万从哪儿来。他知道。只是他不愿面对母亲失望，也不愿在她面前承认自己办不到，于是把那份为难搬到了我面前。 “你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