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3月，北京，外交部为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罗博举行欢迎宴会。席间的一次疏忽，后来牵出一场人命事故，也让周恩来总理罕见地动了怒。 这件事在相关回忆材料中流传较广。它值得注意的地方，不只是宴会喝酒出了问题，更在于涉外工作一旦失去分寸，往往会同时牵动国家形象、外交关系和普通百姓的生命安全。 当时，姬鹏飞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，负责宴会的有关安排。罗博刚到中国，言谈谨慎，饮酒也很有节制。喝到一定程度后，他便委婉表示不能再喝，并没有勉强自己。 同行的参赞阿果利却十分豪爽。看到中方人员轮番敬酒，他主动替罗博挡下不少酒。气氛热烈起来，几轮下来，阿果利已经明显醉了，但兴致仍高，谁劝也不肯停杯。 问题就出在宴会散场之后。 按涉外接待规矩，醉酒的外宾不能自行离开，更不能独自驾车。礼宾人员本应安排车辆，将阿果利安全送回住处。然而当晚中方几名负责人员也喝了酒，现场安排出现疏漏，竟让他自己驾车离去。 车行至建国门附近时，夜色已深，阿果利酒意上涌，视线和反应都受到影响。不幸的是，他撞上了一名刚下夜班、骑自行车回家的工人。伤者被送往医院，但因伤势过重，最终没有救回来。 一边是死亡事故，一边是外国外交人员，事情的性质立刻变得复杂。阿尔巴尼亚方面随后将阿果利调回，并通过外交渠道通报中方，希望依法追究责任。对中国来说，这已经不是一场普通交通事故，而是发生在接待环节中的严重失职。 姬鹏飞得知消息后，压力可想而知。事故发生在他负责的宴会安排中，他担心受到追责，便先行与阿尔巴尼亚方面交涉，同时要求国内上报材料写得含蓄一些。这个做法或许出于侥幸心理，却使问题更加严重。 他没有立即把全部情况报告周恩来。 大约两周后，周恩来还是获悉了事故的详细经过。得知外宾醉酒驾车、造成工人死亡，而外交部门又延迟报告时，他当即召集有关干部询问情况。面对姬鹏飞，周恩来严厉指出：“为什么不立即报告？回去反省。” 姬鹏飞当时脸色发红，低头接受批评。周恩来批评的并非单一环节，而是整套工作作风：宴会上没有控制饮酒，散场后没有安排车辆，事故发生后又没有及时上报。每一步看似都是小疏忽，叠加起来便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。 他还质问礼宾部门负责人，既然知道阿果利饮酒过量，为什么不专门派车护送？在周恩来看来，外交接待不是拼酒，更不是为了场面热闹。外宾在中国境内出了问题，中方就有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。 这番话并不是替阿果利开脱。对造成死亡的行为，责任仍需由有关方面依法处理；但在善后问题上，中方不能只把责任推给外宾。周恩来安排人员安抚死者家属，妥善处理赔偿事宜，并向阿尔巴尼亚方面说明，中方在宴会组织和安全保障上确有过失。 与此同时，中方也向阿方表达了一个明确意见：阿果利并非蓄意伤人，事故发生前又是应邀参加正式宴会，希望对方在追究责任时予以酌情考虑。这样的处理，既没有回避中国方面的失误，也没有放弃对当事人的责任追究。 据有关回忆，阿果利本人对事故十分悔恨。面对中方主动承担善后责任的态度，他感到意外。两国经过交涉，事情最终得到处理，外事关系没有因这一事故进一步恶化。 事情过后，周恩来没有把全部责任简单推给某一个人，也没有因为姬鹏飞资历较深便轻轻放过。他要求有关干部作出检查，重新强调外事宴请中的饮酒限度、车辆保障和紧急报告制度。 姬鹏飞受到的那顿严厉批评，核心只有一句话：出了问题不可怕，隐瞒和迟报才会让问题失去控制。对外要讲原则，对内要守纪律；该承担的责任不能推，该给出的宽待也不能少。这正是那场宴会留下的深刻教训。 特别